第七届语文报杯大赛侧记

第七届语文报杯大赛侧记


唐建新


  第七届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与昨天圆满落下帷幕。
  不知不觉之间,参加语文报杯大赛做高中组评委已经五届10周年。在这2000年开始的参与之中,还一直没有停止过的评委有苏立康老师张定远老师杨东俊老师和我四人,其余的曾经断续的还有顾之川老师余应潮老师,其余的几乎都是一些新面孔了。我也曾经于第六届临时参加教育局组织的西欧游时间难以错开而缺席一次。
  本来是去年举行的这第七届,因为奥运会反恐反藏独等原因,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仍然因不得组织300人以上的集会而被迫延期。今年的甲流感,香港为之停课,深圳也曾经做好一旦爆发中考高考包括学年考试不得不停止或延期的预案。在七月初,我仍然在担心,是否能够按期举行。即使能够,又有多少人敢于来参加。没有想到的是,高中初中赛场依然场场爆满。
  比赛期间得知,福建有一所学校来了五位老师,而学校批准的数额只有两位,这就意味着自己负担的费用将超过学校承担的比例。当然,还有黑龙江的云南的一些老师完全自费前来观摩的令人感动的情景。安徽淮北市教研员带领五十多位骨干包了一辆大巴,连续坐了十多个小时来到西安古城参加大赛的学习观摩。
  大赛一共有33位选手参加角逐,西藏自治区中语会也第一次选派了拉萨市北京中学的老师参加高中组的比赛,因而成为了历届参赛省市区最齐全的一届,虽然北京市选手临到大赛抽签有特殊原因缺席。高中组15位选手初中组17位选手参加,使得高中组的选手朱第一次比初中组少。最终结果高中初中各评选出了6位一等奖获得者。
  这一次选用的学生是西北大学附中的学生,这是一所西安的中等略偏上的学校,学生的整体素质不错,非常适合参赛选手的整体适应程度,过好选手多数难以适应,过差则观摩老师意见较大。这些学生班与班之间差异小,比较均衡,也非常有利于比赛的水平区分。
   过去的一些单位组织的赛事,常常是第一天会场爆满,第二天人员减少,第三天则稀稀拉拉只有等待领奖的人及少数的粉丝,而今年的这第七届大赛,到昨天下午闭幕式,仍然是满满当当的,众多老师的敬业精神和饱满的认真的学习态度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
  遗憾的是高中组的学生拿到的是文章而不是课文,统统没有了注释以及课后的思考与练习的文字,这可苦了比赛的老师,尤其是面对古代文学作品及外国作品,在一节课内怎么去处理,将文章当做课文来做课,真难啊。
  大赛之前,西安的气温高居不下,很多人都做好了抗暑热的准备,因为前几天曾经达到38度,没有想到一开赛,天公作美,下起大雨来,大赛就在凉爽的气温中给人以舒适感。
  以上点滴,草草于此,聊以备忘。

特级出身的校长与校长出身的特级

特级出身的校长与校长出身的特级


唐建新


  前几年有人总结果一句话: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与干部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显然不同的,前者单纯执著酸腐,后者圆滑世故贪婪。
  长假期间听一位校友讲,这一次广东省要在中小学教师中评正高100名,深圳市据说是11名候选指标(全省21个市,外加省直单位),学校校长就一人独占了,没有拿出来让大家知道。结果一数学教师凭借自己奥数辅导等的业绩,在最近的一次教师大会结束时,一向低调比较内敛的人,突然站起来要求大家听他讲话五分钟,即对自己没有正高候选人的资格表示极大的不满,弄得校长极端的狼狈尴尬。第二天,校长到市教育局要到又一个指标,叫该教师填报。
  其实,这样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放眼一看,不上课的特级教师越来越多,最近一届的评选,一些区评了5个,只有一个是上课的教师。一些校长十多年不上课了,什么名校长、南粤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只要你上面有荣誉,就一网打尽,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独享其所有的荣誉。这一次的正高申报,学校一看一把手在申报,其他几百人只有咽气吞声不再妄生欲念。
  究其原因,还是校长的钱多,不受监督,为所欲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能够不计成本把一切关系打通和搞掂,什么程序什么影响,在这些校长眼里完全一文不值。只要有了名,又可以寻租换回利,换回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
  其次是这些校长底气严重不足,业务上心里虚得很,如果没有名来包装,就难以开口说话,也说不出几句话来,自然很难有立锥之地。
  而很多所谓的职能部门,很多时候也要这些校长帮助自己解决一些摆不到桌面上来的事情,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狼与狈的关系。明明知道上级文件要求的是评教师,也不管本级范围内有没有一个教师做样子,更不管文件走样到什么程度,离文件精神的距离多么遥远,不考虑政治影响,只考虑经济利益,照报不误。
  特区的干部变化快,在一个位置上呆的时间不是太长,生怕过期作废的观念又进一步加剧了一些人的贪婪与不择手段与不管影响,助长了这些看透了社会运转的当权者的贪婪。
  估计,本世纪开始以后,就再也没有特级出身的校长,而只有校长出身的特技和正高了。如果不是校长主任出身的正高,那也是在今天的风气下的漏网之鱼,或者典型的凤毛麟角的标志了。

三十年的重量

三十年的重量
 
余秋雨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其二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学生时一篇作文得奖的事,对这件远年小事还有几句话想说。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楞楞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衍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惊奇万分地看到它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后面还印有口气堂皇的长篇评语,从审题、选材、详略取舍、辞章修养一一加以赞扬,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了。在一个极其隆重的授奖大会上,我看到有一位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坐在主席台上,据大会主席说,他是全上海这次作文比赛的总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后的那篇评语大概也是他写的。他讲话了,音色浑厚,知识渊博,潇洒幽默,在全场一阵阵地畅笑中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散会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给另外一些大人讲话,我很想再听到一点什么,再看看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摆手,怎么迈腿。此后,我读书写作时常常会想起这位大学教师,揣想着如果他在我眼前,会叫我怎么读、怎么写,这种揣想常常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变得很苦恼。总之,这位根本不认识我的大学教师既向我展示了一种高度,一种风范,也取走了我的轻松和自在,我终于因他而告别了少年心态。
  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再给湖北的那位中学生写信,也就是怕我的片言只语使她失落很多本不应早早失落的东西。对于这样的失落,孩子本人是不会觉得什么的,但年岁越大越会感到痛切。人生就是这样,年少时,怨恨自己年少,年迈时,怨恨自己年迈,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处于一种相对冷静的疏离状态和评判状态,思考着人生的怪异,然后一边慰抚年幼者,一边慰抚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义上的魅力,就在于这双向疏离和双向慰抚吧。因双向疏离,他们变得洒脱和沉静;因双向慰抚,他们变得亲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为此,他们有时又会感到烦心和惆怅,他们还余留着告别天真岁月的伤感,又迟早会产生暮岁将至的预感。他们置身于人生涡旋的中心点,环视四周,思前想后,不能不感慨万千。
  一年前,我与那位大学教师又有了一次遭遇。当时我正担任上海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与其他几位教授一起成天审阅着各大学申报的中文学科正副教授的材料。在已经退休而想评一个教授资格的名单中,我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从材料看,他虽然一直在大学任教,却主要从事着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和辅导,编写过的东西很多,质量也不低,但按上海市各大学晋升正教授的标准,材料并不过硬,他没有完整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在某个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可比的地位。
  很巧,几天后,我在一个活动场所见到了他。是他先向我作自我介绍的,他知道我前些天在评职称,但只随口提了一句,没有向我打听什么。我还能认出他来,他确实老了,体态沉重,白发斑斑。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曾读过我的哪些著作和文章。我很想告诉他,他还读过我的另一篇文章,在30年之前。但我终于忍住了,我不敢向他表白,我曾是他最虔诚的崇拜者,他曾作过一次决定我终生的指点,那年我才14岁。
  我怕什么呢?此间复杂的心情也许只可意会。要是他并不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篇文章的评判者,而我也没有在30年后反而成了他职称的评判者,事情绝不会如此尴尬。我并不认为这种前后因缘能给我增添一点什么色彩,因为我一直坚信人生并不是一场你胜我败的角逐,而更像一场前赴后继的荒野接力赛。谁跑得慢一点,谁跑得快一点,很可能是环境和气候使然,要是我也像他一样遇到那么多风霜雨雪、陡坡泥潭,步子也许比他还慢。他指点过我,那么,他的力就接在我的脚下了,这里只有一种互溶关系,不存在超越和被超越。但是,这一切,他能理解么?如果他理解,他又能理解我能理解的么?当这些沟通尚未具备,我不能为了揭开这种30年前后的人生折叠而引起老人心头哪怕淡淡一丝的窘态。
  你看,做一个中年人就是这样麻烦,仅仅为了一篇早年的作文,刚刚还在设法如何不使湖北那位小姑娘受窘,转眼又要把这个难题转向一位老人。多少年后,当我也成了老人,那位湖北小姑娘会不会也来这样慰抚我呢?到那时,我能不能感受到这种慰抚呢?
  小事一桩,但细想之下,百味皆备,只能莫名地发一声长长的感叹,感叹人生的温馨和苍凉,感叹岁月的匆迫和绵长。
  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真正杰出的人生哲学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场已偏于一极、趋于单相中年人不见得都会把两力交汇的困惑表达成哲理的外貌,但他们大多置身于哲理的磁场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体会不到多少人生的隐秘的,再过30年已在人生的边沿徘徊,而边沿毕竟只是边沿。因此且不说其他,就对人生的体味论之,最有重量的是现在,是中年。为此,我为短文《三十年的重量》写下这个续篇。

2006年十大最有争议教授

2006年十大最有争议教授

fendouren 


     2006年已经过去了,回过头来看,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界,并没有发生太多让人欣喜的变革,学费依旧昂贵,工作依然难寻……。好在,另一方面,还有如下这么十位教授,为我们贡献了不少精彩的公众话题,他们都遭到“非议”,在他们所发起的公众事件中,都表现得非常“生猛”,为我们的2006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点评老师网”作为大学生评价大学老师的网站,向来关注高校老师群体中最具争议的人物,在这里借对这10位“生猛”教授的排行与评价,我们也表达对已逝的2006年的怀念,我们同时相信,在2007年还会有新的“生猛”教授产生,对中国教育产生“生猛”影响。

     1. “学术超男”——易中天

     在2006年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易中天现象”无疑是道亮丽的风景。由于绘声绘色地将汉朝、三国的历史展现在普罗大众面前,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节目中一炮而红,并且还有一大帮老中青少人群成为了“易迷”,受到疯狂追捧。借着这股气势,《易中天品三国》以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招标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5万册首印,版税14%,三年内保证该书发行不低于20万册”的条款中标。假如该书每本25元,版税就是3.5元,55万册的版税就是200万之巨。 

     不过,易中天在被“易迷”们狂热追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传媒的指责。最主要的质疑是:历史应该如何被讲述?易中天名利双收对于在书斋中埋头研究学问的学者是否不公平?在学术被娱乐化的同时,当然也要顺应娱乐产业的规律,娱乐产业就是要制造明星,就是“赢家通吃”,易中天何错之有?

     2. “哭穷教授”——阿忆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中,北大副教授,著名主持人阿忆在节目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分出阶层并不可怕,分出阶层利于激励勤勉、鞭策后进,这是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分配制度的基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阶层对低阶层没有关爱。”这本来和北大的收入没有直接关联,但是网友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他们炮轰阿忆“要把财富全给精英,让劳动人民饿着”。转而,网民开始指责其作为教师“整天主持电视节目,做电视节目嘉宾,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阿忆决定反击。他把这些人称为“无脑人”,并在自己的博客上向他们列出了自己在北大的收支,结果是“入不敷出”。阿忆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能不能活下去?新浪网将这篇文章顶到头条,标题赫然改成“一位北大副教授的工资单”。随后,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质疑高校教师的真实收入。
   
     在目前高校腐败、教育高收费令人深恶痛绝的形势下,阿忆坐拥300万豪宅,但依然“勇敢地”跳出来揭示高校教师收入的另一面而搅起一淌混水,不可不说非常生猛。

     3. “弃龙教授”——吴友富    

     作为炎黄子孙,国人一向以“龙的传人”而自豪。而今年11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友富教授的一番“弃龙”高论,却让举世惊诧。吴友富认为,因为“龙”的英文是“Drag-on”,它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因此,“考虑到‘龙’的形象往往具有一定局限性,容易招致别有用心的歪曲”。故而,吴教授“大胆”提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可以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在顾及历史因素的同时,考虑当代的时代特色,考虑到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特色与特征。此外,还要有所考虑到民族、宗教信仰和地域文化等因素。也就是说,龙有可能不再是中国形象的标志。

     对于中国龙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吴友富教授却敢于从国外人的感受角度提出异议,可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确实有够生猛。

     4. “炮轰北大”——丘成桐

       丘教授是当今最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1983年,他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是迄今唯一获该奖的华人。继前几年坦陈国内科研领域诸多弊端之后,2006年他又出惊人之语:北京大学引进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北大是以虚假的“引进全职教授”骗取国家数以亿计的教研经费。继而与北大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丘-北之争”。这样尖锐地“炮轰”北京大学,在以前并不多见。正由于丘成桐的身份非同小可,针对的又是中国最高学府,他的这番话立即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有评论认为,不谈其与北京大学孰是孰非,至少他为“中国学者过度追求名利,不踏实做学术”这一思想主旨老而弥坚的斗争勇气十足可嘉。

     5.“文化奶妈”——于丹    
 
     于丹何许人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新闻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单单这两个头衔已经让人肃然起敬,但真正成就于丹大红大紫的,还是央视“百家讲坛”。在这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因解读《论语》心得而突然爆红,而且在11月26日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名售书活动中,其《论语心得》一书,单日单店单册零售达13600本!9个小时签名12600本!突破了近几年来全国图书签售的几项纪录。据报道,书店原先进货3000册,其出版商中华书局另有3500册备用,其间中华书局又到库房调货4000册,到下午3点钟,图书又告售罄,中华书局又紧急到印厂调货4800多册,而此时排队等候签名的读者依然未见减少。  如此火爆的场面刺激了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排队签名后,转手将20元的签名图书以50元的高价售出,居然生意还挺红火。 

     对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于丹讲论语突然走红,中国进入文化奶妈时代?”在传统文化日益式微、青少年们日益沉迷网游的今天,于丹的《论语心得》能有如此火爆场面,还是让人感到几分欣慰。这样的“奶妈”、“奶爸”再多几个有何不好?

     6. “性学专家”——李银河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原因不在于其学术成就,而在于李教授关于性观念的言论,常有惊人之语。比如,李银河在其博客中,认为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而此法律已不再适用。她认为,这个法律条文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李银河倡导尽早改变这一过时法律。在道德方面上,李银河认为换偶与婚外恋、包二奶的性质不同,她觉得换偶是男女平等的,也不违反婚姻道德。而且,对于“情色六月天”创办者被判无期徒刑一事,她也勇敢地站出来说“有违法律的公平”,并称“中国还没有走出性的中世纪。” 

     其实,李教授的言论能够成为公开话题,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在“性”方面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

     7. “全裸教授”——莫小新    
 
     9月14日,国内首家“人体文化艺术研究所”在常州揭牌成立,来自北京、重庆等地的学者进行了首次大型学术研讨。在此后一场以“人体艺术与人性意识教育”的现场教学研讨会上,身为中国首家人体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的莫小新主持了这节实践课,在课上,莫教授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士惊愕的举动——当众脱光衣服,赤裸着身体向几十名学生及老师阐述自己对人体艺术和人性文化的理解。据说,在讲述人的身体特征时,莫教授告诉大家,“我的情绪可以反映在自己的身体上,只要一上火一着急,大腿就会起疙瘩。”众目睽睽下,莫教授接着做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举动。“当时莫教授情绪看上去很激动,完全一副忘我的境界,说着说着就解开了衣带,赤露着身体站在讲台中央的位置。”一位同学在回忆那惊人一刻时,仍有点尴尬,他用“今生难忘”来描述当时一幕。

     如今,风风雨雨已经淡去,但在人体艺术史上,莫教授的惊人之举,或许还会留有一笔吧。

     8. “造中国梦”——张颐武    
 
    在《新周刊》专题“如何贩卖中国文化”中,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接受采访时又有惊人之论——“要创造出一套对中国梦的文化想象,章子怡就是。这个小姑娘小时候看电影肯定也觉得那些好莱坞明星都不可企及,但现在,所有的大明星都在电影节上跟她平起平坐,这些大明星们都对她说:你是未来之星。这就是中国梦。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低端、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孔子不是很伟大么,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么,章子怡也是中国人的代表啊,新闻周刊、时代周刊都拿她当封面来报道中国呢。既然如此我们也要尊重她,崇拜她,好歹中国人就这么一张脸让人家记住了。”张颐武的言论在网上各大论坛引起了激烈讨论,大多数网友对这句话持反对意见,认为章子怡作为一位电影演员,无法和孔子作比较。而张颐武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声明说,“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文化通过大众文化被世界了解……我觉得有理智和智力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认为我在说‘孔子不如章子怡’”。

     口水战是分不出胜负的,却只是让社会公众记住了张颐武。

     9.“玄幻杀手”——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2006年6月18日在新浪博客中抛出“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的言论,对时下正火爆的玄幻小说“开炮”。陶教授称以《诛仙》为代表的走红玄幻文学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它专擅装神弄鬼”,其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的。他还称,80后玄幻写手本人价值观的混乱,导致了作品缺乏人文精神。陶东风还称,电影领域中的《神话》、《英雄》、《无极》等,同样都是装神弄鬼之作。“可以说,装神弄鬼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艺界的一个怪现象。” 

    陶东风的文章立即遭到玄幻作家极力反击。《诛仙》作者萧鼎在博客发表名为《究竟是谁在装神弄鬼?——回陶东风教授》的文章,毫不客气地对陶东风进行反击。而郑保纯认为,陶东风的观点中没有一点合理之处,“这个跟村妇骂街,没有什么不同”。
陶教授发动起的这场争论,至少反映了不少人士对于当前玄幻文学的反感,对于反思中国当下的玄幻文学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10“痛批黑哨”——郑也夫

      郑也夫的一句话,让一片安宁祥和的社会学界波澜顿起。8月2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说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此后,郑也夫接受媒体采访时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更让其他同行惊诧——“社会学界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

      该论一出,立即引起各方热议,网上叫好声一片。在中国学术界,公然质疑对方学术水平已属罕见,更何况被点名者还是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这一头衔被视为是社科界最高学术荣誉。

    在中国学术界,像郑也夫这样直接点名质疑并称对方为“二流学者”的,并不多见。非议也由此而起。然而郑也夫炮轰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后,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反响:中国社科院及景天魁先生本人都没有对郑教授的炮轰作出回应;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行对郑也夫的批评也一律保持沉默,既没有赞同的声音,也没有反对的声音。

   有人把郑也夫比作堂吉诃德,也有人把他比作《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正所谓“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