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的初衷

培训的初衷


 


唐建新


 


 


    我在中华语文网上与这里同时贴出的一篇文章《教师教材培训的尴尬》没有想到引来了陈千里老师的反馈,也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现将陈老师的留言贴出如下:


    说到教师培训,我们大多数教师的第一反应就是反感(本不反感,理想的培训是以“促进提升,促进发展”为目的的,是终生学习的的一种主要途径),“怎么培训又来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就我个人而言,除了总是“被培训”(与评职称挂钩!!!)之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掏钱(全额);二是组织者习惯性的“走过场”;三是培训内容老套,大谈理念,缺少针对性、实用性。
    说实在的,我的确不知道第一点第二点尤其是第一点情况,现在的教师培训主要是课程改革之后由出版教材的单位出钱请人来培训,并且还要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一定的关系费,也叫协调费,以便争夺教材市场。一些地方为了敲出出版社更多的协调费,实际上的回扣费,叫不断变换教材:今年用A出版社的,明年用B出版社的,后年又再用A出版社的教材,就这样来明目张胆地索要协调费和培训费。当然,这样做,一些省也倒台了不少的区县以及少数的地市级教育局长,有的省一年就倒台二十多位。


    教材折腾的结果是教师和学生吃苦,不断变换不同版本的教材,其结果自然是教师对教材不熟悉,配套的教辅资料不能够按时到位,教学研究老是处于刚入门的阶段,很难深入下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地市一级的教育行政机关的腐败,使得更多的教师对教育丧失希望和信心。


    我们国家的培训是有政策规定的,是按照教育经费的百分比抽取专门的教师培训专项资金的,肯定的说,是不用缴费的。不少地方这样一笔经费常常使用不完,一些地方常常只好挪用来做教研经费或者考察经费。如果说教师去考教育以外的诸如律师会计师等证书,肯定得自己掏钱,但是,据陈老师的博客里说班主任培训、新教师培训、骨干培训等,都得要交费,一次250到500元不等,则让人感到当地教育部门的确钻进了钱眼眼了。


    走过场,是便于分钱,让更多的所谓的领导到场露面以便于给出高额的出场费,即所谓的讲话费讲课费。在金钱的诱惑下,形式主义越来越猖獗,走过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真实无可奈何啊。


    第三点则是培训者的个人道德水准了,即我在前一篇文章里说的,不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不看教师需求的变化,对自己的讲稿进行调整修改,还把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推行了十年的课程改革当作假装当作当地没有人知晓的事情来讲,还说是什么洗脑,这是对人极端的不尊重,对教育规律的极端的蔑视,对传统教育极端的无知!


    培训的初衷应该是培养训练,即为了某一目的所进行的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教材培训就应该是培养起教师准确理解和使用教材的能力,训练出使用教材的一些新的技能技巧。


    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教材培训采用的是历年来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整风反右的方式,给老师们“洗脑”,让老师们看不到自己辛苦多年来应该肯定和保留的宝贵经验与成功的做法,看不到新的时代要求发生的变化自己的教育教学应该进行的调整,应该进行的发展。


    用行政手段解决学科业务问题,必然是尴尬的,也是短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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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课程


 


清风徐来
 


    《教育的基本原理——一种基于公理的教育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延续了张张楚廷教授论著一贯的风格,没有一般教育著作的经院面孔,善于从现实出发进行原点式思考,用自己的话语写作,不像有的学者的著作读起来觉得很远很僵,他的书觉得很近很深很活。张教授认为,哲学是生长出来的,教育哲学也应当生长出来的,而且应当是在教育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可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教育理论没有自己的灵魂”,“教育理论常常拿哲学来解释”,所以,“教育唯有检讨自己”。“教育理论的那种崇高地位——例如哲学可以由它来解释的那种地位——应当是课程理论也能享有的。”
    张楚廷教授认为:要让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要有人的课程来体现。不应认为课程改革只是文本本身的改革。人的课程的特征有:
1、 它不只是在叙说着真理,也应闪耀着思想;
2、 它不只是静态的、物化的,也应是流动的,人化的;
3、 它不只是思想流的、意识流的,还应是情感的流淌、意志的奔驰;
4、 它不只是供认识、思索的,还应是供欣赏、供品味;
5、 它的呈现方式不只是平实的、生动的,还应是亲近的、情深意长的;
6、 它不是耳提面命,而是带来自由生长;
7、 它不是居高临下的唠叨,而是引发无限遐想;
8、它不是冷漠的说教,而是让受教育者忘却自己是受教育者,教育者忘却自己是教授者,他们在边界模糊地空间里畅快地交流,共同发展;
9、 人在课程之中,而不是在其外;课程在人之中,而不是在其外,人与课程融合成为主客体融合的溶化剂。
    昨天晚上,郑老师请到哈佛大学毕业的Sara与我们分享了她的乡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和体验。Sara在哈佛教育学院硕士毕业后,放弃名校学习机会,也放弃工作机会,来到中国山西和山东偏僻农村学校,致力于乡村教育促进,一干就是5年,来自发达国家的弱女子只身从事教育实验,她的事业让人不由顿生敬意,更为重要的是她的乡村教育实验与张楚廷教授的人得课程理论殊途同归,一个理论思考,一个是实践探索。
    Sara认为要通过教育提供改善学生自身和他们所在社区的知识和技能,我理解她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要改变中国教育中强大应试成分,脱离生命脱离生活的现状。特别是中国乡村教育不应该成为城市教育的陪练,正如Sara所说:乡村教育不只是需要更多的,而是需要不一样教育内涵。
根据调查,Sara发现现在中国乡村辍学率仍然很高,但是原因中因为经济读不起的很少了,主要原因是:读书无用(课程),厌学(教学),师生关系(学校管理)。他们的乡村促进协会原来是全面开展工作,现在越来越集中,主要做两方面工作:图书与阅读项目,综合实践项目。并且她们也由亲自上课、培训等等,改进为只做教学教练,让当地老师也成为传播者,她认为作为培训者要承担探索和转换的责任,要陪伴老师做专业发展,所以,她从来不干讲大课的培训活动。
    Sara讲述了她们设计的红薯和戒烟的综合实践课程。红薯是山西当地常见的食物但孩子们并不知红薯的更多知识,于是开展一系列课程,一是带学生到农户参观,认识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红薯,孩子们兴高采烈的举起红薯,比较颜色,掂量重量,回来后写红薯说明书;二是请村里80岁老师讲这里什么时候开始种红薯的怎样种红薯,过去红薯充当主粮所起重要作用等等,学生回来后还可上网查红薯的历史、种植及作用等;三是种红薯,先要有红薯苗,于是先种苗,刚好数学课学了面积的计算,于是学生买来砖块计算出发秧苗的面积,等出苗后去栽种又要算面积,学生发现真不好算,熟的的面积都是整整齐齐的,可是种红薯是不像书中数学题上那么整齐。又如戒烟行动综合实践课,先是调查村里抽烟现状,有多人抽烟,抽多少钱的烟;在老师指导下统计数据,要求五六年级比三四年级的统计表要复杂些,如一表中呈现多种数据;第三,了解抽烟危害,请医生讲解,从网上搜集等;第四步,制作手抄报、漫画、宣传单等;第五步,学生演讲,学校出面请村民看电影,电影放到一半,停下来,学生开始演讲,讲抽烟的危害、戒烟的方法等。这样,这门课程才结束。
    Sara的乡村教育与梁漱溟、陶行知、陈鹤琴等的乡村教育在精神实质上应该有共同之处,在往远走,与杜威的“教育即生长”,“做中学”,以及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也有相通之处,换一个角度看,从课程设计来看,Sara实践的就是人的课程,根据的生活环境,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来开发课程,课程的宗旨不是简单的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学习者自身和所在社区的需要,正如张楚廷教授说的课程是人的课程,人是课程中的人,是亲近的、意味深长的。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唐建新


 


 


    陈钟樑先生年逾古稀,还为我们认真做课,其精神令人感佩。


    现将学校拍照的一点照片以及课后与一些学校老师的合影贴出来,以资感念。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课前发完课文之后介绍自己的姓名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带领学生进入课文《合欢树》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从《我与地坛》引起深入的思考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倾听着学生的问题回答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用王安忆的三句话的评价来帮助学生引导学生体味课文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利用喘气的空挡介绍与陈先生相识相交的一些情况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陈先生为大家语文教学的任务范围及课文这一最基本教学资源的开发使用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与华侨城中学南头中学的老师们合影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与麒麟中学的语文老师合影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与荔林中学的语文老师合影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与育才二中育才三中的语文老师合影

陈钟樑先生讲课及合影照片
      与中加学校的语文老师合影

陈钟梁先生谈到的三个语文细节

陈钟梁先生谈到的三个语文细节


 


唐建新


 


 


    上海是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直辖市,对曾担任上海市教研室副主任的陈钟梁先生,我仰慕已久。虽然1998年开始,几乎最多每隔每年就有一次在一起工作的机会,最近几年接触还日益增多,然而,对陈先生的敬重不但没有因为近距离而有丝毫减弱。


    今天下午,我们邀请陈先生为全区的语文老师做课《合欢树》,并再做一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问题的专题报告》。


    昨天下午,我则与陈先生一道闲聊,陪同看电影《东风雨》。


    闲聊中,陈先生谈到的三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今晨补记,以飨诸位网友。


    陈先生说,1979年底,全国中语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第一天晚上通知他,第二天上午为大会献课两节。陈先生说,一辈子非常感谢全国中语会,给了这样的宝贵机会,使自己的教学超越了上海的地域限制,开始走向了全国。


    1990年代中期,自己发表了一篇针对当时语文教育弊端的文章《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至今引用的人不少。刘国正老先生一次见面时对自己说,文章很好,很有文采很有底气。不过,性则足矣,何需主义。淡淡的几句话,平易中见功力,反诸于己,则照见了我们的急躁与功力。


    张志公先生曾经亲口对陈先生说过,不读书、看戏、旅游、交友,是语文教师的不务正业。这四项内容的顺序都是很讲究的,很有意思。而现在一些语文老师一项都没有了,课,自然就很干了。


    以上三点细节,对陈先生影响深刻,对我的启迪也颇多。一次机会铸就了一颗感恩的心,使得陈先生即使今天在海内外有了很多学生以及粉丝之后,仍然保持一颗善良的心。一篇文章后的谈话,使得陈先生始终坚持以平静的心态谈论语文教学。一次亲口交谈,使得陈先生长期保持了自己语文教学思想和教学情趣的鲜活!


    陈先生的课、报告、谈话的睿智幽默深刻质朴,应该是与这些点滴细节的发酵内化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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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和泉


                   
    他从教26年,终于萌发了离职的意愿,走出学校,却与教育走得更近。他在城区开了一所“父母学校”,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咨询,在咨询中,他免费而热心地解答家长和孩子提出的有关教育、成长和学习的一切问题,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支招,为孩子的成长解惑和设计,靠家长和孩子的慈善资助生活,靠对个别孩子的连续跟踪教育和指点收取廉价的工资来发展事业。
    我在他的“父母学校”“广而告之”栏看到:
                                           父母学校
                                帮父母解难答疑   为孩子支招规划
                                免费咨询学习、成长、家庭教育问题
                                  心理释疑、问题解答、成长设计
                    半小时以内免费,半小时以上请您依据满意度给予劳务费
                     需要跟踪调查、教育规划、贴心指导的不足一周免费,
               一周及以上每日与孩子相处半小时以上,每半小时收取指导费15元
                                  免费家教讲座,免费问题咨询
  
    我怀着特好奇的心情,走进了他的工作室—-“父母学校”,这当儿没有“顾客”,我便与他聊了起来。


我:您既然仍然是干教育,为什么又不做教师了?
他:我在学校干了20多年,深感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当才使某些孩子不能健康成长和未能充分挖掘潜能,而实际上学校教育特别被动,它愈来愈无法改变孩子的人生,真正改变人生的是家庭教育;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归咎于学校,而实际上任何学校和老师都没有把孩子往坏里教,所有出问题的孩子根本原因真的在于家庭和家庭教育。所以,我在学校当教师很是焦虑和苦恼,从积极拼搏、激情探索到教良心书,最后到了教“凉心书”的地步,即使给我再多的待遇,我也不能如此碌碌无为的下去,背上“误人子弟”骂名。


我:那么您到这里干“父母学校”的意图是什么呢?
他:我认为孩子的教育必须从家庭教育做起,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教育就好比他们的“私人银行”,没有家庭教育足够的储备,孩子是没有办法自己走路的,他的人生永远都很被动,而父母才是家庭教育的真正实施者,所以,办个父母学校旨在警示:父母是孩子健康成长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教育者。


我:您有孩子吗?
他:我有一个孩子,由于既做家长又做老师,我才深深地体会到父母比老师还重要,老师所传授、训练的一切孩子能否努力和达到,其根本在于父母对他人性的教育和引导。我的孩子很健康、很快乐、很优秀,我才敢来干这个,否则谁会相信我呢?


我:刚才您说家庭教育是孩子的私人银行,这个比方很新奇也很确切,您能谈谈家庭教育以外的教育吗?
他:是的,家庭教育是孩子的私人银行,它教会孩子很多硬件,特别是“自我教育”。所谓自我教育,就是自我惊醒,明确自己是什么状况,该干些社么,那些事暂时不能干,自己需要什么,追求什么,如此而来,我认为“自我教育”是未成年人的“钱袋”,这个比方很现实,是说钱袋里没有足够的钱就没办法购置需要的东西。这个钱袋里最应有的是:“上好的品德”,这是它升值的第一要素;另外,要装进“正确的认识”、“良好的习惯”、“勤奋的精神”、“活泼的个性”、“灵活的思维”、“必要的知识”、“健康的身心”、“规范的言行”、“独特的见解”,一切利于健康成长和良性发展的品行。
    他们靠这些到学校学习、追求和成才,一面吸收、训练,一面提升、强化,而学校教育就犹如摆有琳琅满目的应有尽有各类商品的大超市。我不是说学校教育是行商,而是说学校教育最大的任务就是提供能够满足一切有美好愿望的孩子的丰富条件。我们到商场,尽情选购自己的用品,是因为首先我们的银行提供了资金来源,二是个人手中有足够的现金,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那个产品。再次申明:不是说你到学校求进步就一定要拿钱。好在我致力于家教,已经离开了学校教育,否则有人一定会误会我认为钱少了。当家教的源泉满足,自教的“钱袋”丰富,到学校就能健康快乐、自由发展、顺利成长。作为孩子,你可以尽情地钻研知识,老师会尽全力提供;你可以疯狂探索,老师会激情鼓励;你可以大胆试验,学校可以提供必要的工具;你可以全情展示,学校为你创造平台;你完全可以把你丰富的想象力、不竭的创造力、艺术的表演力、科学的追寻力不断地、毫无顾忌地进行下去,学校和老师为你提供一切服务,同学和长辈为你激情喝彩!你还可以根据你所了解、观察、调查、考察和思考的家庭、社区、当地甚至国情设计你的构想与活动,自我的、团体的、志愿者的、商务的、公益的、慈善的、结集的,都可以,只要条件允许,众人支持;条件不允许,大家齐努力,积极创造条件去行动。
    教育第四个方面是社会教育,它就像五彩缤纷的夜市广场。不要对社会教育提出太多的要求,它本来就是纷纭复杂的,不可能要求它单纯起来。这是一个风尚的问题,也有传统的原因。即使少部分人努力,也只是抵制一下太猛的冲击,只能稍微抑制一下,或在局部上有所好转,不可能完全符合未成年人的发展标准。哪怕日本的老人每天清早护送孩子们、俄罗斯的小孩人人都管理,也不可能完全营造最纯洁的环境氛围。所以,不如说,社会教育是对未成年人的磨练,因此我把它比作“五彩缤纷的夜市广场”。那么,广场上有些什么人呢?在干些什么呢?首先,它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场所,因而,有官员、有教师、有家长、有小孩,也有小偷和犯罪分子,有人开怀大笑,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只是休闲,有人心怀鬼胎。有人在吃饭,有人在喝酒,有人在饮茶,有人在闲聊,有人在鬼混,有人在伤害……那么,孩子该干什么呢?一是见识。知道社会很复杂,明白正误。二是学习。看怎样生活,怎样交往和交流,怎样待人接物,怎样思想、说话和行动,并能得出一些科学合理的看法。三是服务。做好事、调解和报警。四是回避。就是不去。在这样的场合磨练自己的心智,成熟自己的为人,激发自己的努力,推升自己的智慧。假如一个思想漂浮、行为随意、心态呆板、领悟迟钝,没有学识、没有修养、没有爱心、没有是非的孩子在这样的场所的话,100%要出问题。如果是一般的问题,还能自省,假如是原则性的越轨和残害,就完了。所以,家教、自教和学教缺一不可,并且都必须在未成年人的内心发生相应的作用。


我:哎呀,您说了这么多,可以帮我概括一下吗?
他: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的“私人银行”,在那里他们获取人生第一桶金,具备基本而合理的道德、品行、修养、情感、心理、个性和自理能力。然后,他们在父母和老师的陪同、帮助下经营自己的“钱袋”—-自我教育,让自己拥有正确的观念、丰富的情感、良好的习惯、追求的意念、拼搏的精神,以及必备的知识。这样,学校教育就是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用品的“大商场”,孩子们在其中用个性、德操、习惯、创造(即自己的“钱”)各取所需(购买),老师们强大的智慧和无尽的爱心提供无限的辅助,让孩子们既保持应有的特性,又获取自己最需要的才能,妙哉、壮哉、爽哉!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忧他们在社会上胡作非为,也不顾忌社会上的人来引诱干扰他们,因为他们有思想、有主见、也有处理的合理观点和技能技巧。


我:您在学校工作时有什么愿望,而现在呢?
他:我曾经特别尽心和努力,想做一位特级教师,现在我发现我不是想做特级教师,而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主攻学校教育的前提和核心,未成年人成长的源泉和根本—-家庭教育和未成年人的自我教育。我认为这才是我四十多年的人生、26年的教学经历所悟出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它将使我们的教育走上康庄大道的正轨,不再茫然和糊里糊涂,做些不着边际的无用的负功。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生意怎么样?啊,我很冒昧。
他:不,不能说生意,应当说工作进展如何。有一些家长来咨询过,对于不是父母的我很不高兴,非父母往往先问多少钱,我的回答不是“不要钱”就是“让孩子的爸爸妈妈来吧”,因为只有父母关心的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效果。总的来说,真正很尽心关注孩子成长、重视家庭教育的父母在比例上偏低,一是不懂,二是太功利,只认分数的大有人在。孩子自己来咨询的也不多,可能是他们怕给钱,最主要的是自己对自己关心得太少。其实我做这个主要是推广教育,至于费用一是生活所迫,二是价值所在。不过,我很乐观,现在教育问题如此严重,一定会让父母们醒悟的。现在我手头带有12个批生,跟踪教育,每日半小时、一小时不等,短的一个月,长的一年。我相信随着父母的觉醒和我工作的成效,我会越来越忙的。


 

国家应该严禁《北大绿卡》等教辅的出版发行

国家应该严禁《北大绿卡》等教辅的出版发行


 


唐建新


 


 


    最近到学校去观课,看到学生人手一册的课堂练习之类的教辅资料上,赫然印着几个大字“北大绿卡”。


    再一看,既不是北大出版的练习册,也不是北大的人编写的,而我还可以肯定地说,这张“北大绿卡”是基本上毫无承诺保障的忽悠,百分之百的考不上北大,书商也不会给以一元钱的赔付。


    这种利用名校符号来欺世盗名的做法,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恶劣影响。首先是诚信被严重的污损践踏。如果买了北大绿卡就保障考上北大,考不上就给出多少万的赔付,质量确实达到了万无一失能够包打天下考上的程度,当然可以让其使用如此的系统名称。万一考试失误了,敢于站出来对于落榜学生进行赔付,国家就应该允许其使用“北大绿卡”的醒目名称。但是,必须公证,事前钱好使用者的协议书。对敢于使用这样名称的书商进行一定的制裁。


    其次是这类教辅资料对于应试教育起到了极其强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小学生、初中生的学习就只有一个出口,考北大,凡是考不上北大的都是失败者,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恶劣影响,也给我们的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带来多大的社会阻力。高中时期都不应该想到只考北大,何况还非常遥远的小学初中,还没有怎么开始学习,就想到的是利用自己的学习分数去敲什么大学的校门,这样的功利主义的毒害,对孩子又小的心灵,无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难以纠正的。


    再次是这类教辅资料,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学习。由于有“北大绿卡”几个字,使得没有“北大绿卡”字样的“教科书变得没有了分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要进最好的学校么,就得做他的“北大绿卡”,这样一来,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的现象来了,不好好读教科书的情况出现了,吧”北大绿卡“之类的交付看做了唯一,只要做了心理就坦然了,就保险了。


    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原因很多,其中,用所谓的教辅资料练习册来替代教科书,来主宰和冲击课堂教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希望国家能够正视这一异常的严峻现实,彻底整治一下中小学的教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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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


 


     
    上世纪末,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应聘到北京汇文中学任教高一语文。短短一年,这所老中学的历史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心中埋下了一个承诺。


    12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兑现承诺:追寻这所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的踪迹,以及她曾经的美丽与风华。


    “我是汇文的”


    从汇文出来的学生,不管日后念了什么大学,每当别人问起其母校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我是汇文的。”这句朴素的回答里包含着一种外人难以体味的情愫。


    汇文中学前身为一所教会学校,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PEKIN G ACADEM Y )”。从1902 年起,校址设在北京崇文门内船板胡同。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当时包括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


    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原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自此,“私立北京汇文中学”作为一所独立的教会中学开始了它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历程,直至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


    与其他教会学校不同的是,1989年,在一批汇文老校友的努力下,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市立第二十六中重新恢复校名为“北京汇文中学”。这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在1949年后被市政府批准恢复原校名的教会中学。之后该校重新在校门口挂出“PEKIN GACADEMY ”的早期汇文的英文铭牌。


    汇文的毕业生,习惯于把上世纪50年代前的“汇文中学”称之为“老汇文”或“汇文学校”。而提起“老汇文”或“汇文学校”,在老校友的口里,必定要和老校长高凤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高凤山先生于1926年3月上任,1952年卸职。前后主长汇文学校26年。其小学、中学、大学均在教会学校完成,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美国西北大学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研究院做过短期研究。


    如果让时光倒溯半个多世纪,我们便可以看到一所学校是如何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又如何与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老汇文学子口中“我是汇文的”这5个字背后的情怀和意气了。


    “四点以后”


    校训往往最能够反映一所学校的精神气质。但在今天的中国,校训正变得越来越雷同,越来越缺少特质。


    我第一次走进汇文中学时,目光一下子被大厅中央“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校训吸引住了。进而对这所学校的“身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查资料,该校训为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为汇文中学所题写。简而言之,即“好学”、“力行”、“知耻”,概括为三个字,即“智、仁、勇”。可以说,此三者为儒家理想人格中对“君子”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的最高的价值追求。


    然而,汇文学校毕竟源自西方现代教育,其自有一套更加严谨、系统的理论基础,以及更加具体、明确的教育目标。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与现代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成为高凤山那一代秉持教育救国信念的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追求。高凤山在主长汇文不久,便提出“全人教育”的宗旨:


    一、增进身体健康;二、涵养审美情操;三、增殖职业知能;四、预备升学基础;五、练习善用闲暇;六、学做良好公民;七、养成高尚品德。


    这七条宗旨,与校训“智仁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汇文鲜明的校风。


    我曾在汇文校史纪念册上看到这样一组照片:背景是学校大操场,操场中央是一群正在进行课外活动的学生,有打网球、翻单杠、踢足球、扔棒球、打篮球,练习田径的,一派龙腾虎跃的景象。照片右上角写着四个字——“四点以后”。


    何纯渤先生,1936年毕业于汇文高三理科甲班。曾任国家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


    2007年,当我向他询问老汇文的种种情状时,老先生一声长叹:“汇文学校啊……”


    据何先生介绍:当时汇文学校运动场所一个大院里边运动项目就有48种。每天下午4点到6点,所有的图书馆、自修室全部锁门。不让学生呆在屋子里。


    “我们那个田径队啊,足球队啊,下大雨下大雪,4点到6点都在外边训练。学校规定的这些制度就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老先生兴奋地说。


    在汇文的6年中,400米一圈的跑道,何纯渤风雨不误,每天坚持跑6圈。累计里程可绕地球一圈半。当被质疑参加这么多体育活动是否耽误学习时,老先生脱口说道:“我们老校长讲:‘A strong mind in astrongbody(健全的头脑只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像这样的警句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在校期间的所有的功课都在95分以上。”


    汇文重视体育,源自古希腊的传统,这也是西方现代教育精神的重要内涵。在校长高凤山看来,重视体育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坚毅、勇敢、顽强、大度、乐观和自信等优秀的人格素质。


    在汇文校友会创办的会刊上,不少老校友写文章,深情地回忆起在汇文读书时养成的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从而才使他们在后来坎坷的人生中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宁幌先生从汇文小学一直上到汇文中学,“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自嘲,如果不是在汇文时打下了强健的身体基础,挨批斗时根本扛不下来。与宁幌先生同届的世界华裔建筑大师林同炎先生90岁时还自己驾车去事务所上班。1934年毕业于汇文的天津美院教授穆家麒,去年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他总结自己之所以活到90多岁,还能有这样一副好身体、好脑子,完全得益于早年打下的基础……这些汇文学子每每忆及少年时光,莫不感念母校。


    融汇中西兼收并蓄


    汇文中学的前身是汇文书院。当时之所以取“汇文”二字,即有融汇中西文化精华之意。这既与19世纪末清政府开科取士、兼试西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学校的创办历史有关。1871年美以美会在中国设立教堂附设蒙学馆时期,其教学内容即“课以四书圣经诸籍”。发展到1884年的怀里书院时期,时任校长的美国牧师白雅各博士,进一步申明“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


    1926年,高凤山作为汇文第一任中国校长接任后,毅然在学校取消了圣经课,但“融汇中西”的宗旨却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贯彻。


    当时的汇文主政者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汇文是一所办在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学校,她要培养的是能够为20世纪中国社会服务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首先要热爱自己母国的文化。


    汇文当时分文科、理科、商科和教育科四科。校长高凤山亲任文科主任。初中第一学年的国文课程分别为“国文”、“作文”、“书法”三门。


    “五四”运动之后,汇文国文教材中已有白话文,但相比之下,学校更重视文言文教学。国文教师大多有扎实的文言功底,课文中的文言文多要求背诵。1951届汇文校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至今还记得读高一时背诵《周易》的种种情景。


    已故著名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1926年考入汇文初中,是汇文1932届的商科肄业生。他当年的同窗对他曾有这样的描述:


    元伯启功者,世居旧都,睹其貌,观其服,知其然也。言语诙谐而恣肆,举止倜傥而乖僻,见者疑其狂,实则笃信坚贞,恺恻之士,余独知之焉。每寄意于诗词书画,时有慷慨之音,荒寒之韵,流露其间,则可见其不仅爱好已耳。无能遁世,又不能合污同流,故宁学商,所以苟全性命而已。


    由此可见当时汇文学生文言水平之一斑。据老校友顾景祥先生回忆,汇文国文教师不大用现成的国文课本,而多由自己来选,还有的老师用当时出版的“活页文选”。汇文讲文言文的方法颇接近私塾。他回忆说:“第一节课串讲过的课文,第二节上课他(指老师)抽调几位同学逐句‘回讲’,一个字也不放过。同样,布置要背的章节,第二节课也要抽背几个人,不许打‘口奔儿’,……就这样一年下来,每人可扎实背下来一二十篇文章,再升入初二初三就有了基础。”


    这种教学特点与校长高凤山的倡导有关。何纯渤先生回忆说:“我念高小的时候就读《古文观止》,到了中学写作文就是四六排联。我们老校长(高凤山)提倡文言和白话并重。我进学校半年就体会到这个好处。”


    何先生一直记得老校长的告诫:“新的东西都是从旧有的东西传下来的。没有旧的就没有新的。”


    检索相关史料,人们会发现,这种“新”“旧”相承、“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例子在汇文比比皆是。如国文考试,通常就出一道作文题目,限定一个小时交卷。这也是传统私塾教育的做法。而作文题目常常是一篇时事评论。这种作文练习有利于学生养成关心社会、独立思考的习惯,又避免了传统私塾教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弊病。


    中国传统教育一向重视书法,汇文也不例外。据美术教育家、现年90岁的穆家麒先生回忆:“我们那时的书法课有专门的老师,每周两节。先学柳公权,练骨架;后学颜真卿,练筋肉;最后学赵孟瞓。”


    当被问到书法训练于学生有何益处时,老先生突然提高了嗓门说:“这是美育教育啊!书画同源。书法是一种艺术,也是传统文化,练了书法,才懂得美,为审美打下基础。另外也才能静下心来,陶冶性情。现在没有美育,只有‘丑’育。”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能文能武。如果说习“文”能培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那么习武则为培养刚毅、正直、勇敢的浩然之气。汇文在体育课之外,每个年级每周都设有武术课。武术教师由出身武术世家的教员担任。留传至今的校史纪念册上的照片显示,参加训练的学生清一色中式白褂子,玄色灯笼裤;马步横刀,列成方阵,一副顶天立地的气概。


    此外,学校还很重视“尊师重道”的传统,规定学生升入高中后,对任课教师一律称“先生”。在校园中遇到老师要驻足、鞠躬。


    扎实的文科教育,使得学生耳濡目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扎下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并确立了安身立命之“本”。有了如此的“根”和“本”,才有可能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


    汇文当时的英文课程分别为“英文文法”、“英文名著”、“英文会话”三门。通常由外籍教师教“英文会话”,中国教师教“英文语法”和“英文名著”。英文文法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初中英文课上中英文混合授课,高中英文课堂上则全部采用英语授课。据老校友回忆,初中英文名著选读的有《神灯记》《鲁滨逊漂流记》《亚瑟王》《罗宾汉》等。高中英文教材则选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等。要求两个星期写一篇英文作文,并要在课堂上公开朗读,请同学相互指正,最后由老师当堂评点修改。


    当时英文教学的特点是口语、作文、文法、翻译并重,并要求中西两种语言比照使用。1948届校友陈国新先生回忆,教英语语法的杨建章老师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学生将《红楼梦》中的片断翻译成英文,并让学生翻译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


    除了英文课之外,汇文高中的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及外国历史、地理等课程的教材全部采用英文原版,完全秉承了怀里书院时期定下的“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之宗旨。


    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之下,汇文学生高中毕业后大多已具备良好的英文阅读、写作、会话及翻译能力,考大学时数理化试卷可以使用英文答题,入大学后基本可以免修英文。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先生于1929年汇文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上过学。他后来在研究动物化石工作中,便是靠在汇文打下的英文基础,啃完了伦敦出版的原版《哺乳动物骨骼入门》一书。


    汇文的中西融合还渗透在校园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当年学校医务室的病历要用英文书写,运动场上打篮球时裁判发令要用英语,连报分数也用英文。期末考试时教务主任在大会上对大家讲:“你们不要作弊,上帝在上面看着你们呢。”连汇文的课外活动也呈现出中西融汇的色彩:学校有阵营强大的国剧团(京剧社)和国乐队,也有西乐队和话剧团。话剧团能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每当圣诞前夜,同学们成群结队秉烛到住在校园中的校长和老师家门口唱圣诗祝贺,过后每人必抱回一大包花生糖果之类的礼物。


    透过这些依然活在亲历者心中珍贵的历史细节,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汇文校园里,中西两种文化,水乳交融、相映生辉,从而形成该校别具一格的美丽与风华,并积淀为汇文特有的传统与风范。


    得天下英才以教之


    一所好学校总是与一流的师资联系在一起。汇文当然不例外。


    汇文由于办学资金充足而稳定,故所聘之授课教师,皆为一时之极选。1918年汇文大学部迁出,除原汇文大学教授仍留校授课外,新进之教师多为拥有博士学位的留美学子。


    高凤山先生接任汇文校长后,更是不惜重金延聘师资。其时该校的师资阵容堪称“豪华”。教师多数毕业于燕京、北大、辅仁、师大,很多教师同时都在大学兼课。如该校的国文教师李戏渔,同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兼课。与李戏渔同时的国文教师郑骞先生,上世纪50年代后赴台湾任台大教授。国文教师白序之先生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英文教师金振华先生,原为中国驻日内瓦领事,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教汇文英语。物理教师张佩瑚先生同时兼任北大物理系副教授。绰号“生物侯”的侯恩炬先生,上世纪50年代后到北师院做了生物系主任。化学老师于一峰先生,授课使用的是自编的《化学计算法》。主讲代数课的刘开祥先生当时在汇文讲授高中三年的五门数学课,包括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和代数。他后来被调往北大数学系任教。


    1949年东北解放后,一批优秀教师被高凤山校长延聘到汇文。其中便有当时在数学界号称“东北三杰”中之“二杰”:阎宅仁、高庆恩。


    如此“豪华”的阵容,即便放在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里也毫不逊色。而事实上,1952年后,相当一批汇文杰出的教师,皆已成为许多大学教师中的翘楚。


    在当时的汇文,即使是一些“副科”教师也非同凡响。音乐教师杨荣东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选修音乐系。在汇文教过英文课,后改教音乐课。汇文与别的学校不同,到了高一、高二仍开设音乐课。音乐课教材都是杨荣东先生自己编写的。1935年汇文的校歌,便是他根据勃拉姆斯的《学院序曲》改编的。


    武术教师徐良骥先生是著名的连环门武术家,同时兼任燕京大学武术教师。美术教师陈启民,是曾为西太后画过肖像的美国画家卡尔的弟子,也是蔡元培当年在北京成立的美育研究会的绘画指导老师。汇文校友穆家琪先生就是受其影响从此迷上了美术,后来成为卓越的美术教育家。


    汇文的教师还有一个特点,即多才多艺。教化学的崔文治老师不但课教得棒,同时还精通民乐,笛子和箫样样精通,琵琶弹得更是出众。他是汇文国乐队的总指挥。有时一堂化学课讲完后还剩一些时间,他便拿出琵琶为学生们即兴弹上一曲。体育老师黄健,不仅精通本业,同时还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在北师大体育系读书时曾选修声乐,开过多场独唱音乐会。


    在汇文,即使是课外活动的校外指导老师也都不同凡响。学校国乐团指导老师王义山是当时名闻华北的笛子大师,曾给梅兰芳和昆曲大师韩世昌吹过笛子。


    正因为具备如此优良的办学质量,使得汇文蜚声国内外,吸引了全国22个省市,乃至海外众多的学子负笈前来。正如校歌中所唱的:“四方学子负笈来,东南西北萃一堂。”


    据汇文校友会不完全统计,汇文的校友中间先后产生了22名院士。贾兰坡、瞿同祖、王大珩、卢肇均、王忠诚、李学勤等,其中包括外籍院士林同炎。还有一代国学大师、教育家、书画家启功先生,京剧大师黄桂秋,作家邵燕祥等。


    “最自由不过的国度”


    1926年3月,高凤山先生任校长后,次年即呈报教育部备案,开教会学校在中国政府立案之先河,并遵部令改为“京师私立汇文中学”,不久即改为“北平私立汇文中学”。之后又逐步取消了有关宗教课程,不强制学生信教,提倡信仰自由,并统一于部颁教学计划,自此脱离教会控制,自主办学。


    在学校管理制度以及各项措施上,高凤山校长一贯坚持民主开放的办学风格,学校采用董事会制。学生自治会完全由学生民主竞选。学生伙食由学生自行选出的膳食团管理。校内合作社、小卖部、溜冰场等全部由学生管理。何纯渤先生当时是学生会主席,据他回忆,就连1935年修建学校体育馆的账目也由学生管理。


    在汇文全盛时期,全校各种社团多达30几个,有壁报社、读书会、合唱队、话剧团、京剧团、国乐队、西乐队、书画社、运动队等。学生们还自己捐资于1929年创办了义校,其中的校长、教务主任、教师全部由高中学生担任,招收附近贫苦儿童就读,自初小至高小共六个年级,学生多达200余人。时为义校校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的刘树人先生还记得,当时与同学们敲锣打鼓去学校附近的居民区招生的情景。其中一些义校学生至今仍与他保持着联系。


    汇文为开阔学生眼界,活跃学生思想,每周都设周会,邀请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来学校作讲演,其中有胡适、冯友兰、张奚若等著名学者。此外,她们还邀请美国专家来校演讲,由校长和教务主任先生亲自担任翻译。


    1947年,高凤山校长接受学生建议,邀请一位进化论专家给学生讲人类社会进化的情况,其中讲到宗教的起源,在教师和学生中引起宗教与科学问题的争论。对此,1948届毕业生曹国平先生记忆犹深。他记得高校长当时说:“我们请人家来讲,就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我主张言论、集会、信仰自由。学校一不能有政治色彩,二不能有宗教色彩。学校虽然是教会出资办的,但学校并不是为了培养基督徒,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二者不能混淆。”


    汇文的这些举措,不但发展了学生的才能,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当时的学生曾这样描写:“的确,在汇文校内,是个最自由不过的国度了,里面住的人可以尽量的无论在行为上,或是思想言论上都可以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去干涉谁,谁也不想惊扰谁,并且能使这院内的事事物物每条路都走得通顺——也许这就是汇文的神秘点。”


    永远的钟声永远的校园


    在许多与汇文有关的资料上,都印着一口铜钟。在汇文学子心目中,这口钟就是老汇文的象征。


    据考证,校钟铸造于光绪二十三年前,原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教徒赠送北京亚斯里教堂的,后送给汇文做校钟,故上面存有英文铭文。


    当时汇文打钟上课,敲梆子吃饭。上课敲三下,下课敲四下,早上起来则打乱钟。所谓“打乱钟”,便是不计次数,打多少下没有规定。在不少老校友的回忆里,老校钟的钟声最牵动他们的魂魄。1959届校友弥松颐先生曾这样写道:“说起钟表来,在汇文,最大的莫过于一进校门的那口最能振奋人心的、准确指导全校师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校钟了。最近我见到从巴黎回来探亲的校友庞金生同学。庞兄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老翟同志打钟时的情景:一手捂住耳朵,把头一偏,一手捉住钟锤,‘当!当!当!’清脆的钟声立刻在汇文上空飞扬起来。校内读书的士子们,随着它,调节一天的生活节奏。”


    1950届老校友刘树人先生最怀念的是冬天清晨的108下钟声。他说那时有的学生贪睡,数九寒天宿舍又关着窗户,敲钟的翟师傅就不歇气地敲,足足敲了108下。从此这108下钟声便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汇文校钟还是汇文爱国传统的见证。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何纯渤先生回忆说:“1935年12月10日,我们去敲校园里的大钟,宣布罢课。”


    翟瑞焘师傅是汇文最后一个敲钟人。他于上世纪40年代早期进入汇文当校工,负责敲钟,直到1963年离开汇文。2007年年底,我曾去看望过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老人听说是为了解汇文的事情找他的,非常高兴。提到高凤山校长,老人口气里充满敬意。翟师傅说:“人家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老人还讲起汇文校钟的一件趣事:当时同仁堂的一个少爷在汇文念书,有一次一时兴起敲了几下校钟,被翟师傅撞见,过去给了两巴掌。老人的口气充满庄严:“这钟哪能乱敲的啊!”


    汇文校钟也曾死里逃生。“文革”时,校钟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扔进了废铜烂铁堆里。汇文体育组的王德重老师发现后,冒死把它藏了起来,直到“文革”结束后,重新归还给汇文。


    著名物理学家王大珩校友动情地说:“汇文的钟声特别好听,它的频率是人耳最敏感区,听起来很清脆,不像有的大钟太低沉。因为汇文校钟里含银量大。”


    1959年,汇文从原址东城区船板胡同1号搬迁到现在的崇文区培新街6号,汇文校钟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让位于新式的电铃了。但是,在那些毕业于1959年前的老校友心中,汇文钟声已经成了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


    如果说汇文钟声是汇文学子心中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那么,当年汇文校园便是汇文学子心中永久的伊甸园。


    当时汇文校园占地200多亩,座落于北京东城区船板胡同1号,即今北京火车站所在地,紧邻明城墙。校园主要建筑于19世纪初期落成,有教学楼安德堂,学生宿舍德厚斋、德本斋,高林斋,又称东楼、西楼、北楼。这些建筑加上1935年落成的体育馆和祥和图书馆,形成一组具有鲜明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其格局庄严、肃穆、大气、典雅。汇文的学生这样描写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从南校门一步进校园,眼前就立刻展开一片大花园,繁花似锦,四周围环绕着茂盛的林荫,树丛后面掩映着幽暗的校舍。走进校园仿佛我的呼吸都变得深沉了。


    “校园西北端的学生宿舍,是以新月形环绕着‘安德堂’教学楼的。东楼、西楼、北楼组成的宿舍群,像三兄弟一样,用他们粗壮的身躯,阻断着市井的喧闹,呵护着校园的宁静。


    “隔着郁郁葱葱的西操场向南望去,祥和图书馆像是孤岛上的一座楼阁。浓浓的绿荫簇拥着它在旁逸斜出的枝蔓映衬下,更显出一种缥缈虚幻的境界。……夜幕降临。远处,静校的钟声在空荡的校园里回响,像对学子智灵的洗净,也像在朦胧的月色中摇你入梦。”


    其中,最美轮美奂的自然属教学楼安德堂。安德堂建于1904年,为纪念汇文第三任美籍校长李安德先生而命名。楼高三层,能容纳全校六个年级共1000多名学生。我在学校纪念册上看到一帧摄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安德堂全景照片,尽管已经漫漶不清,但还能见出整座建筑殿堂般的恢宏气势。照片下方题写着:“吾愿‘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以喻于人。”


    该文引自《庄子》,为当时汇文学子题写,展露出一代汇文人“开文化接青黄,万国精神齐陶冶”的襟怀意气。1959届校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吕弘毅先生曾这样写道:“汇文中学老校园的主楼是一座西洋古典建筑,在一片灰色低矮的京城四合院的背景中悄然而立,它带来的建筑感染力可谓别有洞天、别具一格、别有一番滋味。就其建筑形式而言,它的西方情调,似乎含有浓厚的科学‘新异’沉思、瑰丽的文化信息,因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莘莘学子们。它的造型来自异国他乡,却不是出于猎奇和商业噱头,没有市俗游乐的性质,反而以一种肃穆、严谨、庄严、坚强的风格,有助于优良校风的形成。”


    吕弘毅先生还告诉我,老汇文校园的建筑风格近似于清华园,有着很高的建筑史价值。


    也许所有过于美丽的事物都不易长存。1959年汇文搬迁后,大操场成了北京火车站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校舍被分割给附近的两所学校。校友李增祥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回到汇文旧址探寻,发现当年那个美丽的校园已不复存在,安德堂早已面目全非。目睹此景,老人感到“内心有焚琴煮鹤之痛”。


    (谨向所有为写作此文提供帮助的汇文校友致谢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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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班级”54人全被保送 46人上北大清华



    中广网北京1月28日消息 “做一班学生,成一流人才。”这是华师大二附中2010届1班博客上最醒目的一句话。50多个花季孩子也用他们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该班54个学生中,31个获清华大学保送资格,15个获北京大学保送资格,余下的8个学生也分别获得了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的保送资格。继去年4个“竞赛男”联手打造“最牛寝室”后,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最牛班级”。
[最牛的秘诀]
良好环境、脚踏实地最关键
    “最牛班级”的54名成员,性别“一边倒”,由49个男生和5个女生组成。他们基本上都是因学科竞赛和创新大赛中的优异表现而被名牌高校相中的。
    许多人认为,这些“牛班”里的“牛人”应该都是聪明绝顶的天才,读书对他们来讲犹如探囊取物般容易。实际上,成就“最牛班级”的秘诀除了天资聪明外,良好的学习“小环境”和脚踏实地学习更为关键。
“我坚持认真地上好每节课,记好每一次笔记,这相当于老师帮助你把厚厚的教科书变薄了。”何笑添是“最牛班级”的劳动委员,一当就是三年。选择苦差事,是他认为自己应该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件事。因为在数学竞赛中的出色表现,他已经获得清华大学的保送资格。
    周彦栋是班级的日常规范部部长,却不喜欢太多束缚。他对“最牛班级”里互帮互助的学风印象深刻:“有哪个同学去书城看了好的书,回来都会和大家分享,共同研究。”班长蒋林浩还和一起参加信息竞赛的同学们自发制订学习计划和教案,每次由一名同学主讲,完全靠的是自觉。
    “我不喜欢看答案。”已获清华保送资格的张硕平的学习方法有点特别。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答案,有些难题宁可自己想破头。当然,同学间会有交流,如果大家感觉一个人的解题思路很独特,自己也会得到启发,以后可解决类似问题。
    都是多面手而非竞赛机器
    能够通过竞赛成绩被保送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是不是只知道读书的“竞赛机器”?在和这些孩子闲谈的过程中,记者并没有嗅到“书呆气”,而是感受到深深的同学情和浓浓的个人情趣。 

    每隔一段时间,“最牛班级”都会举行一次“生日会”,给在那前后过生日的同学送上祝福。最近一次,“最牛班级”还联系了校食堂,大家齐动手包了五六百个饺子。
    “最牛班级”的每个成员都参加了不同的社团:军事社、动漫社、棋研社……学校艺术节也是他们的“秀场”,“最牛班级”排演了一幕音乐剧,大家周密策划、倾情演出,连道具都由擅长西洋水粉画的同学出马制作。
[求索“变牛”路]
调研叱咤人物寻找闪光点
    近来,“最牛班级”的学生除了抓紧时间学些大学课程之外,还在分头忙两件大事。一部分学生自愿报名参与华师大二附中“历届理科班学生人生轨迹跟踪调研”,对象是该校过去15届理科班的700多名学生。调研的内容归结起来是两个问题:“理科教育对他们的影响”和“这些曾经的理科班学生,其个人经历对大家的成长是否有启迪”。目前,调研小组已经采访了近10名校友,目标是从当时的每个理科班中找到五个人采访,将在今年5月份出一本书。
    另一部分班级成员则担负起了更加艰巨的重任。他们将进行“当代中国各行业领军人物人生轨迹调研”,选取了全国各行各业的100多位领军人物,通过前期的文献研究,再努力联系采访,最后归纳出成功人士的共性。
不管是过去在学校叱咤风云的“牛人”,还是如今在中国叱咤风云的“牛人”,“最牛班级”的成员都希望找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为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找到一面镜子。
                                                        文章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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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南山区中语会年会拾零


                                      江南梦忆


南山区中语会虽然不是什么特别严密的学术组织,但是,每年一度的召开年会,却能让众多的语文教师坐在一起,碰碰面,说说话,一起听听报告,侃侃大山,倒也是一种很不错的聚会方式。


本次年会于今天下午在南山外语学校滨海分校举行。这是一所新学校,建立在半岛城邦这个新社区里,校舍是新的,操场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但各位教师朋友的面孔是旧的,那么熟悉,还那么热情。会议安排了四项议程:一是本年度工作总结,二是集体观摩陈钟樑老师的录像课《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三是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高慕莲博士主讲《学习风格与适合的教学模式》,四是育才中学杨在宏老师的专题发言《我的读书读报读社会》。


观摩陈老师的课堂教学,是一种享受。与其说这是一堂观摩课,勿宁说是一位语文先辈用自己的实践在诠释什么是语文,语文应该教什么,怎么教,语文课应该如何使用教材。这是语文教学的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一位语文长者,用朴实无华的方式,告诉我们,语文课应该这样教给学生背景知识,教学生了解什么是人性,如何去评价作品的人物,为什么说这部作品是脍炙人口的。总之,这堂课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半辈了了。


观摩课之后,由香港高老师给我们做讲座。坐上讲台,高老师热情洋溢地问大家“午安”,场下安静,缺少热情,再问,大家报以掌声,高老师示范,讲到香港的习惯是如何热情的回应。这个简短而独特的开场白,反映了深港两地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习惯。接着,高老师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说弟弟送给她鲜花的故事。她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弟弟送给她鲜花,她说她很喜欢这种颜色,可当时弟弟没有那么多钱,这些花的分量就很少,只是一小束,虽然分量不多,但她同样喜欢。等到她博士毕业的时候,弟弟再次送她喜欢的鲜花,此时弟弟已经有钱了,于是送给她一大束的鲜花。人生中能有如此亲情,的确令人难忘。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高老师谈到我们应该给予学生怎样的教育,谈到学生的差异,教师应该如何给学生留下好的印象,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最后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教学风格和适合的教学模式。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提倡建立课堂教学模式,从我校的新课程环境下的课堂教学模式课题研究到局长倡导的“课堂建模”实验,我们是把课堂模式当作规范来研究,往往是从教者的立场出发,考虑建立怎样的课堂模式。而高老师的讲座则不同,她的立足点是照顾不同学生风格,即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她所说的教学模式就有了如下几种情况:


针对发现型的教学模式


针对小组型的教学模式


针对经验型的教学模式


针对系统型的教学模式


针对观察型的教学模式


高老师的讲座反映香港教育的某些普遍情况,他们真正把学习者当作学习主体在研究,他们的教材编写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作业设计也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课堂教学则更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差异。


高老师还告诉我们,香港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负担很重,一般教师每天要上六节课,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教学任务之外的东西,比如教什么,怎么教,以及为什么教,这些问题香港教师一般考虑很少。另外,她还告诉我们,香港语文教育强调功能性和工具性,相比之下,人文性强调得不够。


短短的一小时的报告时间,我们能够从中获得一些两地差异的信息,便是很大的收获了。


今天是西方节日的平安夜,香港的高、袁二位博士不辞辛劳赶来赴会,会后必须赶回去与亲人一起过平安夜。讲座结束后,高老师便要匆匆赶回香港。南外胡主任捧着赠送给高博士的一大束鲜花,一直送到校门口。我奉命开车把高博士送到海关,目送她和那束她喜欢的黄色和粉红色的鲜花远去。祝高博士与家人平安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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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的七宗罪


 


 


   此文刊登于《 World》杂志09年11月刊,为本人与《 World》合作开设的专栏《亲历国际学校》系列文章之一。
 
开学了一段时间,家长们心里就滋生了有关孩子在学校生活的很多疑问。为了解释这些疑问,小麦的学校决定分年级开会,集中回答一下爸爸妈妈们的问题,以利沟通。
 
校长的开场白一结束,台下急不可耐的手就举起了一片,而话题出乎意料的集中:家庭作业!仔细一想,倒也合情合理:家庭作业似乎确实是联系家庭和学校学习的最强劲的纽带,是家长们窥视学校生活的小窗口,也是我们自认为可以施展拳脚来影响孩子学业的重要舞台。于是,第一个提问的家长就问了一个纲领性的问题:“请问学校对家庭作业的‘政策’是什么?”
 
校长回答说:“我很讨厌家庭作业”,然后出人意料地展开了对家庭作业的批斗。我将这位英国校长的观点总结如下:
 
1、  是一种低效率的学习方式:大多数孩子在早上精神状态最好,到了放学以后,已经筋疲力尽,这个时候学习是事倍功半。
2、  激发孩子的厌学心理:在学校已经学了一天,回家还要应付作业,学习真是太痛苦了!
3、  占用孩子发展兴趣爱好的时间:这个很明显,不用解释了。
4、  影响孩子身体健康:放了学都去做作业了,哪里有时间来锻炼身体或是修养生息呢?
5、  影响亲子关系:爸爸妈妈的口舌都用来催孩子做作业了,催到双方都心情恶劣。
6、  降低家长的生活质量:爸爸妈妈忙了一天也很辛苦了,如果晚上还要纠缠孩子的作业,那生活是多么无趣啊!
7、  引发家庭矛盾:总的来说,家庭作业可能令家里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好,从而成为各种内部矛盾的导火索。
 
——这便是我所谓的“家庭作业的七宗罪”。
 
那么,为什么还要有家庭作业呢?学校说,在低年级阶段,家庭作业的作用是让孩子们学会自我管理,培养他们的独立性、责任感和学习习惯,当然,顺便也温习一点学业——不过,在这间学校里,在这个问题上,形式的意义绝对是大于内容。
 
说到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相当于国内小学二年级年龄的小麦现在的家庭作业量:周一20分钟英文作业,周二20分钟中文作业,周三20分钟数学作业,周四中文母语班的学生20分钟中文作业,其他学生没有作业,周五全体学生没有作业。另外每天孩子要花20分钟自己进行课外阅读,内容不限。
 
所谓“20分钟的作业”是什么意思呢?即孩子应该在20分钟左右完成他的家庭作业,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还没做完,就说明作业太多了,可以停止不做。家长在联络簿上写个说明,老师下次就布置的少一点。当然,如果10分钟就作完了,那么老师下次就要多布置一点。
 
有家长问了:“我儿子的英语作业做的时间比较长,但数学作业每次不到半小时就做完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在数学提高班的缘故?我如果想加强他的数学,可不可以请老师把数学提高班的作业也给他一份呢?”
 
回答是:“数学不到半小时就做完了?那就对了!本来就应该在20分钟做完的!英文可能多了,你要跟班级老师沟通。至于数学,很多孩子加减乘除纸上算得很快,但却不明白数字的意义,也不知道怎么用数学来解决问题。如果你实在是想加强孩子的数学,就给他点零用钱,鼓励他自己到小店里去买东西吧!”
 
又有一个妈妈问了:“可是我的儿子常常一玩起来就忘了做作业了!”
 
回答是:“那你就当着他的面在跟老师的联络簿上写:‘今天玩得太疯,忘了做作业。’他会体验到因为自己缺乏责任心而产生的羞耻感,从而慢慢学会主动地做作业。一天作业没做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体验没有做作业的自然结果对孩子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所国际学校对于低年级小孩子的家庭作业的态度。这个态度并没有得到所有家长的认同。很多亚洲妈妈认为学校的“作业”根本不堪“作业”的名份,只能被称为“小点心”。但是,在家庭作业的问题上,学校坚持这种只提供“小点”的态度,所以,想要给孩子“大餐”的家长,只能自己下厨了。
 
当然,面对这些家长,校长还是忍不住要布她的道:“这个世界上,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能读会写,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可以做加减乘除。你知道你的孩子一定也会,早晚而已。那些真正拥有非凡人生的人,他们一定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比如沟通能力,比如创新精神。所以,让我们给孩多一点时间去发展这些终将把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来的特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