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破坏中国世道人心

《三国演义》《水浒传》,破坏中国世道人心

  

五月十六日《时代周报》焦点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刘再复先生的母校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邀请他专程从美国回来当演讲嘉宾。刘再复不禁想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正好象征着人生的两大基本经验:《伊利亚特》象征出征,《奥德赛》象征回归。1963年,厦门大学的王亚南校长颁发一张“优秀毕业生”奖状给刘再复,送他走出校门,而现在的校长朱崇实迎接刘再复回归母校。两位校长共同建构了一桩富有诗意的护爱优秀学子的完整故事。刘再复在厦门大学、汕头大学、泉州黎明大学的几场演讲围绕国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话题进行,随后他还将到韩国做《多元社会的“群”、“己”权限》等多场学术演讲。

当年刘再复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幸结识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在最新出版的《师友纪事》(北京三联)一书中,刘再复深情地缅怀师长。他说:“我确实把自己看成一个小学生,就像牛顿所说的永远只是一个在海滩上拾贝壳的小孩,找任何机会向他们请教。在他们身上,不仅学到知识,更重要是学到他们对学问、对人生的真诚态度。就像钱锺书先生,别人看电影、游玩、休息的时间,他都在做学问,一辈子都是这样。这种态度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我这次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讲话:‘文学不能光有兴趣,要有信仰。’选择了文学,功名、财富、权力都可以牺牲。”

    2008年,刘再复从美国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第一次公开演讲,算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的女儿刘剑梅随后到北京,很多出版社找到了她,返美时她告诉刘再复:“爸爸,我替你签了25本书的合同。”近年,刘再复的著作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出版。

  

 

时代周报:你在厦门大学演讲的一个题目是《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为什么提出这个观点?

 

刘再复: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就是呼唤走自己的路。要创造自式,不要转向他式,也不要回归旧式。更具体地说,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时代需要,来创造自己的制度自式、管理自式、文化自式。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可能创造自式,我认为日本、印度都不可能,他们只能按照西方模式发展了。而且,中国可能就是今后二三十年有创造自式历史时机,我们要珍惜这个历史时机,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式要吸收普世价值,同时也要吸收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源。缺一不可。创造中国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固定的,首先,要吸收普世价值,第二,如同李泽厚先生说的,这种模式是现在进行式,不是过去完成式。是要摸索,要创造,要不断实验,一旦固定化,那就很危险。

 

时代周报:当代中国产生了所谓“国学热”,你是怎么看这种现象的?

 

    刘再复:我对“国学”这一概念一直有所保留。国学到底是指什么?是指经学、儒学,还是指整个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蒙学、藏学、疆学等算不算国学?如果真要谈国学,倒是有两个楷模,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陈寅恪。国学必须吸收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眼光和先进的科学方法。王国维了不起,他把西方的康德、叔本华、尼采都引进来了。第一个把叔本华引进来谈《红楼梦》,第一个重视“地下文物”的实证价值,创造了双重证法。这种方法章太炎不赞成,是王国维的创造。既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方法,又重视本国的地下文物的开掘,王国维是我们的楷模。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我读起来感到有些繁琐,但是他的隋唐政治研究真的非常精彩,他完全是从经济基础去分析政治状况,这恰恰符合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去硬套。史学家往往从道德层面评价魏征敢于说话,唐太宗敢于纳谏,可是陈寅恪先生另有见识,他认为魏征代表山东利益集团,有经济基础、有山东利益集团的支持,所以唐太宗对他格外重视。陈寅恪先生从史料里面得到独到的史识,而这个史识又非常精辟。现在搞国学,如果变成炫耀学问的姿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时代周报:你在厦门大学还讲到《红楼梦的哲学要点》,有什么新的看法?

 

刘再复:写过“红楼四书”,就是《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大概90万字。此次又作了新的概说。讲述了“大观视角”、“心灵本体”、“中道智慧”、“灵魂悖论”、“澄明境界”等五个哲学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大观视角,过去大家都讲大观园,但是没有人把它抽象出大观的视角、大观的眼睛。哲学是要有视角的,而思想不一定需要有视角。我发现《红楼梦》有大观视角,这是用天眼、道眼来看世界,所以看出人生不仅一场悲剧,而且是一个荒诞剧。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悲剧的悲剧,但是他没有道破荒诞剧。我从哲学的高度给王国维作了补充。人生那么短,全部生命用于追求功名、追求财富、追求权力这是很荒诞的。

   我把《红楼梦》看作一部大心学,是继王阳明之后最伟大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是思辨性的心学,《红楼梦》则是形象性、意向性的心学,以心灵为本体。为最后的实在,我对高鹗的续书没有完全否定,原因也在于他保持了心学的要义。后40回与前80回相比境界有所降低,但是他有一个形而上的哲学结尾,这很了不起。高鹗把心提得很高,提到本体地位。

 

时代周报:最近刘心武出了《刘心武续红楼梦》,你有没有留意这本书?

 

刘再复:刘心武是我的朋友,他这么用功写下28回,很不简单。可惜,我还没看到这本书,所以没有话语权。心武是小说家,又学习周汝昌先生,下了一番考证功夫,有条件作续书。周汝昌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红学家,他有很高的考证成就,他的学生梁归智教授写了一本《周汝昌传》,第二版也快要出了,请我作序,我的题目叫做《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我对周汝昌先生评价非常高。中国文学第一天才就是曹雪芹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写得非常好,他是考证的高峰。他的考证影响、启迪了刘心武。

 

时代周报:据我所知,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原来后40回的续写非常不满意。

 

刘再复:我在序里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商榷的几点中有一点是,他对高鹗后的40回评价得太低,不仅没有功劳,还有罪过,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后40回,让贾宝玉去进入科场参加科举,还中举了,这当然是降低了前80回的境界,贾宝玉最痛恨的是科场这种东西。另外,他出家以后,皇帝还给了贾家一个“文妙真人”匾额,这个也不通。应承认周汝昌先生的批评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对后40回还是肯定了二点:第一,承袭了曹雪芹的文体,这是很难的,尽管后40回没太多精彩的诗词,但是曹雪芹的文体味还是有的。第二,后40回有一个形而上的结局,这种结局特别表现在117回与120回,抓住了禅宗“觉”与“迷”分野的要点了,这是真正的形而上结尾,很了不起。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看新拍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刘再复:看了,总的感觉不是很满意,可能是那些演员的选择,不够理想,有些演员在语言上让我感觉在背台词。整体的诗意氛围可能还不如第一次拍的电视剧,但是结尾没有像87版电视剧落入形而下,所以它也有长处。

 

时代周报:《红楼梦》是一部清代的小说,你认为《红楼梦》在21世纪中国的意义何在?

 

刘再复:意义非常大。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整个地球相似,均向“物质”倾斜,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人们的灵魂被金钱与功名所抓住,在这个时期多读读《红楼梦》可以增强免疫力,可以保持心灵的健康。《红楼梦》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很高的艺术价值、很高的审美价值。它的心灵指向,不仅属于现在,而且属于未来,经过200多年,我们仍然没有充分开掘《红楼梦》的精神宝藏。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英国人讲:“宁肯失去印度,不能失去莎士比亚”,因为印度是脚下的土地,而莎士比亚是精神的天空。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宁可失去外蒙古,也不能失去曹雪芹。因为《红楼梦》就是我们的精神天空。而且,它是我们中国的原型文化,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似的伪型文化。《三国演义》《水浒传》,从文学批评来说,是很了不起,单说《水浒传》108将,就写出了108种的性格,文学成就很高,可是从价值观这方面来批评,这两部小说的问题可大了,对中国世道人心的破坏太大了,所以我要写《双典批判》。《山海经》是原型文化,神话中的英雄都是建设性的英雄,救人的英雄,心灵很美。而三国、水浒中的主要英雄却是杀人的英雄,破坏性的英雄,不是建设性的英雄。伪形就是变质了,可是《红楼梦》没有变质,把中国最美的心灵延续下来,把中国的儒家、道家、释家文化深层的东西延续下来。表层的儒家意识形态、行为模式,典章制度等,《红楼梦》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它对儒家深层的东西保留得非常好,保留了“情本体”(李泽厚语),充满亲情,宝玉对打得他半死的父亲,没有一句怨言。《红楼梦》对道家的表层很讨厌,贾敬代表道家的表层,炼丹、吞砂死掉了,这是嘲笑道家的表层。可是《红楼梦》对道家的深层,就是庄子所代表的深层自由、自然、平等意识却很喜欢。还有释家,就是佛家,《红楼梦》对表层的烧香拜佛是嘲笑的,而对深层的佛即禅宗所呈现的深层的大慈悲精神和不二法门却很敬重。整部《红楼梦》佛光普照,不分贵贱,大慈悲渗透到每一个情节。《红楼梦》把中国的“儒、道、释”三个大文化深层的精华都集中了。所以,对它重新开掘意义太重大了。如果光念佛经、背诵典籍,中间可能会有知障、概念障,可是读《红楼梦》,就不会有这种障碍,直接就可以把握心灵本体。好的文化总是凝聚在心灵之中。

 

 时代周报:你出版了《双典批判》一书,为什么要批判《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在中国非常有名的经典?

 

刘再复:我们过去笼统讲四大文学经典,如果单从审美形式着眼当然可以说是四大经典。但文学的三个要素是跑不掉的:一个是心灵,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审美形式。精神内涵中最根本的是心灵内涵。如果从心灵内涵看,四大经典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红楼梦》、《西游记》才呈现中国美好的心灵,两部小说都有佛心、童心、真心。可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却布满凶心、机心。《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阴谋、计谋的大全,充满机心。《水浒传》的英雄特点是嗜杀、不近女色,它的英雄观是中国大男子主义和专制人格的变体。我批判它的两大命题:一个是造反有理,一个是欲望有罪。孙悟空也造反,但是他身边有唐僧,有紧箍咒,造反也要有规则,不能滥杀无辜,如果没有唐僧的制约,孙悟空就会变成牛魔王,变成魔鬼。可是《水浒传》的造反有一个公式,即凡是造反就有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把四岁的小衙内劈成两段,这合理么?武松血洗鸳鸯楼,顶多是杀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3个人,可是他杀了15个人,连小丫鬟都不放过,这合理吗?我在《双典批判》中提出一个重要理念:手段和目的是一体的,不可分的,而且手段重于目的、大于目的。不可能用黑暗的手段抵达光明的目的,不可能!使用血腥的手段把一个四岁的小孩砍成两段,还说是崇高的目的,这不可信。所以,我要告别革命,告别暴力手段。我喜欢甘地和托尔斯泰,他们的非暴力思想是人类的福音,我们告别革命就是把这个福音继续传播。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的两次死亡体验;中国三次内战,是中国人三次死亡体验。经历这些深重的死亡体验之后,难道我们不会学习一点东西?难道我们不会吸取一些教训?基本教训就是应当尽可能避免使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我认为不论哪个国家,当代的领袖的第一使命是避免战争。和平时期最坏的日子也比战争时期的最好日子还要好,我绝对主张用和平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一切矛盾冲突。我们中国文化有大小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尚和、尚文、尚柔。儒家、道家、释家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小传统,就是农民起义、农民造反的传统。这个小传统很残酷,不仅仅是农民起义的一方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一方也很残酷,两边都是你死我活。农民革命中出现张献忠这种人,他树立了“七杀碑”,声称“天将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无情杀戮。可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人,比如像曾国藩这个大儒,他杀人也是无情的,所以他被称为“曾剃头”。我们告别革命就是告别小传统。我不能再继续高喊“造反有理”了。再高喊,中国将会很惨。21世纪不能再重复拥有三次内战的20世纪了,我希望21世纪是一个没有内战、没有革命、没有饥饿的世纪。我希望不要再有内战,我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这个记忆,所以我有责任来说这个话。

 

时代周报:有没有学者公开反对你批判《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刘再复:我看到一些文章是对《双典批判》进行反批判。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把我的序言里所讲的前提看清楚,我已经区分了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的不同。有些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可是从心灵指向角度来说却有问题。比如三岛由纪夫,如果从文学批评来说,他真正是日本的大作家,我认为他比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还更有文学水平。但是如果从价值观来讲,他鼓吹暴力、鼓吹武士道精神,所以他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经典越要批评,因为它太精彩了,可是毒素就含在精彩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用很高的力度,一点都不含糊来批判《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也欢迎人家的反批评,但是不管有多少批评,我最后还会再进行反批评。我是非常坚定的,这是死守很多年的看法了,我认为这两部小说是中国的地狱之门,中国怎么陷到地狱去,就是从这两部小说陷进去的。

 

时代周报: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像研究《红楼梦》,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也是重新在思考中国的国民性?

 

刘再复: 1995年,我和李泽厚第一次提出“返回古典”这个口号。“返回古典”不是复古,而是对古典进行现代化的提升。“返回古典”也不是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创造性转化”,李泽厚先生说应该是“转性创造”。重心是创造,不是转化,不是转到西方的既定模式上去。创造就是创造自式。李泽厚写了《论语今读》,强调“回归孔子”。我则返回另一脉,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一脉。我把中国文化分成两脉,一脉是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这是从孔孟一直到曾国藩的一脉。另外还有一脉是重个体、重自然、重自由,这是从老庄一直到禅宗到《红楼梦》的一脉。我在《红楼梦》的阅读中发现:林黛玉跟薛宝钗其实是曹雪芹灵魂的悖论,两者都有道理,两者都是悲剧。薛宝钗负载的是孔孟的一脉;林黛玉跟贾宝玉是重个体、重自然、重自由的一脉。两脉形成一个对话。“返回古典”包含中国国民性的重新思考。鲁迅重要的贡献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至今没有过时,他深刻的地方就是指出,中国除了制度问题还有文化的问题。过去有人认为制度一变那什么都变了,包括像李大钊,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一下,从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什么都解决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国民性,这个东西是很难改变的。鲁迅先生说:外国有些先进的制度到中国来,往往就变态,变形。比如说罗盘,人家是航海用的,到我们中国来就变成看风水;鸦片,人家是当医药用的,到中国当饭吃;博士制度与教授制度,本来是好东西,到中国来以后也会变形。他说得很对,这个制度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到中国来就会变形变质了,这就是文化问题。文化是“体”,制度是“用”,“体用”一定要结合起来,“体”是根本。如果没有优秀的文化作为“体”,这个“用”就会用得不好。如果到处都是水浒中人,三国中人,那么,我们也不要指望什么“民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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